小的時候，父親總是一副嚴肅的樣子。很久很久才能見一面。每次問起母親，她總是說他爬山去了。

我就在想，家后面的山嗎？那山上有野桃樹、有野杏樹，雨后的高山繚繞著輕輕的云霧，看起來很美。可是父親總是很久很久見不了一面，以致于父親于我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、遙遠的、陌生的。

一年難得見上一面的父親，回家的時候總會給我買一些小人書。那是山里孩子不常見的稀罕物。我翻看著書里一個個鮮活的故事，感受到那種和常人不一樣的父愛，對地質隊有了一種感知，那就是遙遠，那就是神秘，那就是孤獨。

父親總會在秋天帶回來幾個蘋果，母親把蘋果壓在箱底，大年三十晚上才拿出來吃，打開箱子立即就是一屋子的蘋果香。

那是過年的味道。

我問父親：“地質隊是干啥的？”

他說：“找礦的啊。生活中哪樣東西都離不開礦，沒有鎢礦，家中就沒有電燈，沒有鐵礦，做飯就沒有鐵鍋，干活用的鐵銑也是一樣的。”

聽了父親的話，我有了一種自豪感。

原來地質和生活那么貼近，地質隊都是在為老百姓做好事。

父親和我們總是聚少離多。家里的莊稼活都是母親一個人干。父親也有麥收假，但總是趕時間。人家一個星期干的活，我們三天就得干完。有次在地里干活趕的太急，我把一把鐮刀扔給他的時候，不偏不倚扔到了弟弟頭上，鮮血直流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我中考那年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才遇到匆匆趕來的父親。他背著地質包，滿臉汗水，歉然一笑說：“沒辦法，鉆機不能停。”

這或許是我對地質人認知最深刻的一次。

天大地大，不如鉆探的事大。

地質人就是爬山的、打鉆的，遠看像逃難的，近看像要飯的。

八十年代，對于農村孩子來說，中考就是人生的分水嶺，是通往大城市的一塊試金石，可父親卻總是缺席。

到了中考填報志愿的時候，父親又不在家。

畢竟年紀還小，對于人生還沒有完整的規劃。在親戚的指導下，我填報了師范學校。又因為是地質隊子弟，還參加了技工學�？荚�。錄取結果出來，我拿到兩份錄取通知書。在父親的堅持下，我放棄了師范學校，上了地質系統內部的技工學校。

技校和師范是兩種不同的范疇，前者身份是工人，而后者是干部。

父親卻說：“地質隊的子弟不干地質干啥？”

1990年剛畢業，就遇到計劃內項目急劇減少、主業嚴重萎縮，好多技術人員面臨著待崗。那種巨大的落差讓我懷疑自己的選擇，是不是放棄了金飯碗端起了泥飯碗？

“困難會過去的，怕什么?這么多地質工作者，你擔心什么？”

父親的鼓勵再一次給我了足夠的底氣。

是的，人生路上那能一路平坦？

骨子里的堅強和不屈，讓我放棄了等靠要的思想。我在飯店端過盤子，在學校當過幼教，后來干脆拜賣撖面皮的師傅為師，在街上擺起了攤位。

人生兜兜轉轉，我又回到了機關，從事自己喜歡的文字工作。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當我在企業工作的同學一個月拿一千元工資的時候，我的收入總是比她要高很多。在她還每天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時候，我在幾分鐘之內就到達了辦公室。

我一天天感受著地質隊職工特有的優越感。

時至今日，我最感謝的就是父親。

父親就是一座燈塔，指引著我走上一條堅實而正確的道路。在他的身上，我學會了地質人勤儉節約的優良品質，繼承老一輩地質人的“三光榮”精神。而這種精神，在我和我的孩子身上也一脈傳承。

女兒大學畢業，也回到了我所在的單位。

我們的單位，也從陜南山區搬到了關中平原。

每天，沐浴著渭河的清風，腳踩著關中平原的古風神韻，感受著地礦文化帶來的愉悅，充分享受著地質事業高質量發展的豐碩成果。

我可以無比自豪地說，從事地質工作，是我這輩子最正確的選擇。（師朝霞）